(本文經同意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作者:侯勝宗

近來,科技部開始重新檢視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傑出與否的衡量準則與計畫申請的審查標準。會有這樣的反思,是因為過去教育部推出的5年500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確讓台灣學者在國際期刊的發表數量有顯著的增加;但問題是,這些研究發表,似乎與台灣這片土地與社會的未來發展沒有太大的關係。

台灣學者的研究竟然與台灣社會沒有關聯,難怪社會大眾時常抱怨我們的大學教授「不知人間疾苦」。同時,科技部研究預算在立法院審查時,也常常被立委諸公質疑「學術研究對台灣社會有何貢獻?」。

科技部願意重新檢討並定義社會科學貢獻的衡量指標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這也挑戰了傳統學術社群對「傑出社會科學家」的認知與定義。

  • 社會科學不被實務需要?

理論上,社會科學研究除了傳統的純理論基礎探索之外,最好也可兼顧社會問題的解決與實務的應用,甚或參與社會實踐與結構改變。但這樣的期待,究竟是學者「行而有餘力」才做的服務工作,或者應將其內化為學術工作的價值與信仰?則有見人見智的看法。

至少在筆者所身處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與理工領域研究有些不同。傳統理工領域研究比較貼近實務與現象,研究問題有相對明確的因果關係,以及可重複操作與驗證的標準情境,故理工領域學者的研究成果與實務問題銜接、應用的衡量指標也相對具體。然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則不太一樣,主因是社會科學著重於人類行為與社會脈絡的研究,因為行為科學與社會文化是十分主觀且具在地性的,故若以傳統的自然科學邏輯(不論是基礎研究或應用研究)來評價社會科學家傑出與否,都將有所偏差。

以世界超級強國美國為例。美國過去30多年來的科技創新與經濟成長,明顯受惠於大學與產業共同的科學知識研發與技術移轉,故在科學與應用工程等領域的學術與實務間隔閡似乎較不嚴重。但是社會科學的產學合作成效很難具體衡量與量化,其間的差異部份可能來自產業-學術互動的結構性問題。因為工程領域的學術研究議題有一部份來自產業或廠商面臨的實務問題,故學術與產業/研發機構的交流與互動(即俗稱的「產學合作」)較為頻繁。反之,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與一般管理的許多研究議題,均會關聯到「組織」與「人性」,故情境、文化與權力等隱性元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再加上社會的異質性或組織的專屬性,導致社會科學知識有較多的非標準化與隱性know-how,導致產業界對社會科學知識的需要不如工程領域。

  • 「可行動」的入世學術

相對於傳統純學術的出世學術,「入世學術」(Engaged Scholarship)可能是社會科學家主張其學術價值的一種可能機會。入世學術是指:接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學術工作者,與實務人士一同討論、互動與學習,共同探索科學尚未觸及的問題。

例如,組織行為和管理科學鼻祖、也是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即認為此種方式或許可以比基礎科學或應用科學產生更重要的前緣知識。事實上,學術(Scholarship)的意義遠超過研究活動本身,入世(Engagement)即為讓學術更活用、產生影響力。換言之,入世學術可以詮釋為學術與實務雙方的價值交換與共同創造,使研究者對社會 (產業) 感生更深層的互動關係,用研究來回應實務的需求。

一般來說,入世學術工作者為了解決複雜的社會議題與實務問題,很難僅用單一領域的知識來處理,故跨領域合作成為必要的手法,這也可能是衡量社會科學家貢獻的另一個面向。以商管學院為例,管理領域的學理研究與產業所需的實務知識間的關聯與鴻溝,似乎很難只靠大學教授個人的專業研究就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理論與實務似乎難有交集。事實上,許多文獻均已指出,社會問題(例如貧窮、犯罪、經濟發展或公共衛生)很難藉由單一組織努力而解決,通常必須通過多個組織間的合作才能達成。

以筆者所熟悉的一般管理與組織行為領域,我所觀察到理論與實務間存在的鴻溝,不外乎有以下三種原因:1.抽象知識移轉的困難;2.理論與實踐知識型態的差異;3.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的困難。而成功的社會科學家,其所從事的研究大都是能克服上述困境,使得學術工作者與產業實務人士能共同創造可行動的知識。

我認為,傑出社會科學家創造出來的知識應該是具有可行動性的,可以被應用於學術、商業實務與政策制訂的整合。此一可行動性知識來自聯結理論與實務、知識與行動,藉由行動與結果導向來突顯跨領域知識的聯結威力與重要性。

社會科學家利用學術與實務間合作所進行的跨領域研究,所產生的知識創造正是此種可行動性知識。故社會科學家可否將具有可行動性、能應用於抽象理論與真實世界的知識加以整合,並進行系統性知識的創造,是衡量其研究貢獻的重要參考指標。

  • 學術也能有「社會影響力」

最後,學術研究是否有貢獻,最終的衡量還是在於所創造出的知識能否「經世濟民」,也就是社會科學家的可行動知識能否產生「社會影響力」。

近年來許多企業都被要求要有「企業社會責任」,大學也慢慢希望教師要能帶領學生投入實務問題的解決與社會參與,發揮「大學社會責任」。或許社會科學家的「學術社會責任」,也是一種可能的貢獻衡量。相對於傳統學術工作者的研究貢獻衡量,大多僅以學者發表文章被收錄的學術期刊影響力(impact factor)高低,還有文章被引用的次數(citation)為主要指標,人文社會領域的科學家研究貢獻度或許可以用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來做為重要的參考標準。

以社會企業為例,許多成熟的社企都被要求出具年度公益報告書來報導該企業對社會的影響力。這一部份目前已陸續有許多量化與質化指標探討和成功案例。或許科技部對社會科學家的學術貢獻與影響力衡量,也可以有類似的想像。

當學術指標的鍾擺從過去一味強調研究發表的極端,開始朝向注重社會影響力的另一端移動時,衷心盼望更多學術工作者能更多參與社會改變,啟動由下而上的大學社會力。

參考資料:

侯勝宗,2016,產學合作之價值創造與交換:「教學-研究-服務」整合個案之歷程,臺大管理論叢。第27 卷第1期,155-190頁。

Van de Ven, A. 2007. 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Research Knowledg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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